他们要长治久安，却在行动上无论如何都不会践行，嘴上说的痛快，身体上却在不断的做着会让自己走向死亡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一再出现，世上才有那么多的兴衰之事。”

“而这一切的解决之法，就在先人的理想之中了，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如果能坚持做到这一点，何愁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嘉德通义》编撰会议上，刘备作为主持人，亲自发表演说。

他阐述自己对儒学的不满和对法家一部分学说内容的欣赏之处，并宣布自己决定采用法家学说的这一部分将儒家学说相对应的部分替换掉，彻底摒弃。

自然，刘备也没有打算完全复辟法家，他对法家的一些看法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法家学说的有些内容他是无法接受的。

比如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由此彻彻底底的为统治者服务，所思所想都是扩大统治者的权力，增强统治者的权威，而将民生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民众的利益，这是法家最大的思想危机。

国富未必不能民富，国强未必不能民强，法家把国和民放在了对立面上，使得二者的实际关系实质上成为了敌对关系，而不是互相依存的关系。

这简单的对立与统一问题，法家没有意识到。

他们过于强调统治者的意义，过于刚猛的主张和过于严苛的国富观念，导致民众疲弱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或许是战国时代空前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让他们认为民间不可能和国家作对，或许是那个时代没有出现过浩大的农民起义，于是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到人一旦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无限的力量。

无论多么凶猛的统治者的统治被这股力量针对的时候，都会轰然崩塌。

秦末农民大起义会如此熊熊燃烧，法家的这一传承自战国时代的陈旧观念可能也是其中重要的助力之一。

他们从战国的修罗场中杀出来，浑身带着杀气，刚猛有余，宽仁不足，将国家的例外状态发挥到了极致，而没有同步注重民生，以至于整个国家建筑从底层开始崩塌，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法家最大的问题之所在，也是刘备无法接受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为要采取儒家的宽仁理念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强，修改掉法家这过于刚猛、无情的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能取代法家，也是统治者认识到了农民起义的凶残威力的缘由，一统八荒的秦帝国都能轰然崩塌，他们怎么能不怕呢？

怕是对的，但是一怕就弃用，把好的也给一起丢掉了，那就不对了。

他在编撰会议上提出，国家富强和民众的富强并非是对立，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和民众在求发展这件事情上应当是一个通力协作的关系。

面对可以获得利益的事情，国家组织、引导，发挥领袖作用，而民众竭尽全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参加，一起获得胜利，然后用公平的方式分润利益，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富强意味着民众也能同步富强，国家获得威势，则民众也能同步获得国家的威势，分享国家富强的好处。

国家和民众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帮互助、共同扶持走下去的关系。

所以刘备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应当采用法家的部分思路反过来限制法家的思维，解决法家自我矛盾的地方。

即制定严格的律法约束肉食者的权力，不能让肉食者在有限的利益之中无限的掠夺下去，将法抬到一个国家最重的位置上，以法作为裁判标准，颁行天下，使得人人信服。

而人的贪欲显然也是一个重大问题，法家提出用严刑峻法约束人性，只要律法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是在这一点上，刘备又认同一些儒家的思考，觉得过于刚猛的律法会起到反作用，堵不如疏，与其强力封堵，不如疏导。

一味的强堵，是堵不住人性的。

然而在这一点上，不单单是法家，儒家到最后也走入了死循环、死胡同。

法家讲究极致的规则，儒家却又捣鼓出了极致的道德约束，折腾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恐怖理念，最后造成了儒家的全面僵化与彻底破产。

而在刘备看来，这并非没有解决之法。

在固定的利益之中，不让肉食者得到太多，肉食者不满，民众迟早也会不满，那么就应该努力将固定的利益做大，把蛋糕做大，这样，就能在固定的范围之中，阶段性的满足人们的欲望。

与此同时，国家也会越发的强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上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成长。

对于刘备的这个主张，很多人觉得新颖、惊奇，甚至感到欣喜，愿意支持，但是在编撰会议上，郑玄提出了问题。

他认为秦失之刚猛，利益分配不均也是重大的问题，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