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计制度是个不错的制度，从战国时秦国、魏国就开始执行了，秦汉进一步革新该制度。

郡国每一年度都要向朝廷上报户籍财政、治狱惩盗、宗室名籍、边戍状况、地理行政、劝课农桑等方面的讯息，每一年度都要更新情况，然后由朝廷评断，一般以迁、降、转、徙、出入、迁补六种方式作为赏罚方式。

本质上，这也是一种kpi，只是没有具体的达标线和危险线，虽然屡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发生，但整体来说对地方依然有较强的震慑力度。

只不过随着皇权的逐渐衰微和皇帝执政能力的下降，上计制度的威慑力也在不断的衰减。

西汉最初的时候，由皇帝亲自接受郡国官员的上计，亲自处理，震慑力度极大。

东汉最初由大司徒负责，到后来，逐渐变成了尚书台尚书负责，尚书台上书的品级不过六百石，对于地方的震慑力度比较小，而这种变化，也显示出了中央朝廷的逐渐无力。

到刘备当初在尚书台实习的时候，卢植就指出，上计制度渐渐流于表面，郡国官府的上报和朝廷的审核日趋形式化，失去了上计制度原本该有的意义。

于是刘备在凉州掌权之后，参考上计制度，设计了自己的制度，并且由自己本人深度介入，还要加强审核与监督，并且以较快的惩处效率来增加这一制度的震慑力。

一段时间的运转之后，在凉州执行的这套制度修缮了一些不合理的细节，把整套制度确定的更加完善，然后就在凉州官场扎根了，这些年来运转的很不错。

要说这是全新的上计制度也没错，他给凉州下的任务，给凉州制定的kpi，对凉州的期许，凉州官府都能完成。

这还是第一批最精干的官员们被大批量抽调到三辅三河之地之后给他带来的感觉。

“上计制度执行至今，已经有了太多的弊端，各地官员和朝廷官员多把它视作应付差事，不予重视，不得已之下，我在凉州执行了改革。

改革之后，凉州官员的执行力度之强，是我在其他地方所没见到的，其他地方的官员能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讲究一个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而在凉州，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的。

总体来说，大汉官场上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惯例，那就是推卸责任，官员只想要享受，不想要承担责任，只要尊荣，不要负担，这样的情况多了，大汉国势就衰微了。

而在凉州，我们执行的是另一套体制，开年，我们根据去年的情况，制定今年需要办成的事情，所有人聚在一起，开一个大会，把各自要办成的事情分配好，这一整年就要达成这些目标。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任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责，每一个目标所附带的风险，是执行的官员来承担的，任务出了问题，不仅要问责具体的执行者，也要去问责上官为什么没有把控风险。

凉州有专门执行这个职责的官署，就是监督官员达成任务，在官员没有达成任务的时候，则要专门负责审核此事，将此事弄得通透，搞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谁的问题。

过去，所有官员最擅长的就是推卸责任，遇到事情不想着解决，而想着如何把自己的责任撇干净，生怕丢了一丝一毫的权势，事后却又不吸取任何教训，只想着进一步修炼推卸责任的本领。

现在，我要告诉诸位的是，这样的时代过去了，从今往后，雒阳朝廷也要执行凉州的新政，要把所有要做的事情具体分配下去，各州各郡国的长官要全面负起责任！”

刘备拍了一下自己面前的案几：“从今以后，遇到事情，朝廷绝不仅仅只问责下面的吏员，专门负责此事的长官，一个都跑不掉！别指望找人顶罪就能解决问题！”

四辅臣国务会议上，刘备没有要继续折腾什么具体的行政事务，没有继续开辟什么新的执行项目，但是不折腾国事，不代表不会折腾官员。

对官员，他是一刻都不会停止折腾。

他宣布因为大汉的实际情况和交通问题，所以在凉州当地可以一年召开一次的政务分配大会，就全天下而言，就决定三年召开一次。

每一次全国政务大会，各州刺史、各郡国郡守、国相以及他们身边的执政团队核心人物都要前来参加会议，举办会议的地方就在雒阳城皇宫的嘉德殿。

具体的会议内容就是根据全国各地的实际状况，商讨出下一阶段各地方需要达成的实际发展目标，比如粮食产量，比如户口数量，比如集体农庄的数量等等非常直观的数据。

各地官府需要拿出自己辖地的具体数据来到雒阳，雒阳再根据往年的发展指标对这些地方设置一个大体的发展目标，接下来的三年，全力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冲刺。

刘备还说了，朝廷三年一次大会那是照顾你们，不想让你们东跑西跑太过于疲惫，给你们更多的时间办事而不是赶路。

但是州级层面则需要一年召开一次郡国级别的大会，制定一年计划，州刺史为主要负责人，还要把一年以来的成果和下一年度的发展目标告知雒阳